至于我呢，只记得自己踉踉跄跄地穿过旷野，头老是撞在树上，其余的记不得了。我被笼罩在火星人那无形的恐怖里；那柄无情的“热光”利剑在我头上盘旋，飞舞，随时准备落下来，把我击毙。总算来到十字路口与霍塞尔之间的公路，我便沿着路向十字路口跑去。备受恐惧的折磨，再加之一路奔跑，我累得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终于摇摇晃晃地倒在路边。那是在煤气管道旁边运河大桥附近。我倒在地上，纹丝不动。

我一定躺了好一会儿。

随后，我坐了起来，神志恍惚。一时记不得自己是怎样来到那里的。恐怖感像衣衫从我身上落下来，消失了。我的帽子不翼而飞，衣领也脱了纽扣。几分钟之前，我眼前只有三件事物是真实的——茫茫的黑夜、旷野，自己的虚弱与痛楚，还有那即将降临的死神。此时事情却仿佛反转过来了，感觉猝然改变。没有从一种精神状态到另一种的合乎情理的过渡。我立即恢复了常态——一个体面而又普通的公民。那静寂的公地、我那盲目的乱窜乱逃、那燃烧的火焰，这一切都恍若一场噩梦。我问自己，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自己却不敢肯定。

我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上桥的拱顶，头脑一片空白，似乎元气丧失殆尽。我活像个醉汉，歪歪倒倒的。只见一个头冒出拱顶，随即出现一个挎着篮子的人影，是一个工人，身边跑着一个小男孩。那人从我身边走过，向我道晚安。我想回答，但却哑口无言，只是含糊地嘟哝了一句，便继续往拱顶走去。

梅伯里拱顶上，一辆火车咆哮着喷出一股火光闪耀的白色浓烟，拖着灯火明亮的履带式车厢，朝南方飞驰而去——轰隆，轰隆，呜，哐啷，哐啷，转瞬即逝。在有 “东方阳台”之称的一小排三角墙里一座房子大门前，有一群蒙眬的人影在交谈。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熟悉。想一想我刚才遭遇的一切！太荒诞，太虚幻了！我告诉自己那一切不可能是真的。

也许我是一个情绪独特的人。我不知道自己的体验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我不时产生怪异的幻觉，对我自身和周围世界都超然度外；似乎从遥远得不可思议的地方，观望这一切，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压抑和悲剧。那天夜里，我的这种感觉异常强烈。这就是我的梦幻的另一面。但麻烦的是，我这种宁静的心境以及迅速飞向远方的死神与不到2英里之外的周围事物显得格格不入。煤气管道工地上热火朝天，灯火通明。我走到那群人面前停下来。

“公地那儿有什么消息？”我问道。

大门前有两男一女。

“嗯？”其中一个男的说着转过身来。

“公地那儿有什么消息？”我又问道。

“你不是才去了吗？”那两个男人问道。

“人们好像对公共用地走火入魔似的，”那妇女靠着大门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啦？”

“难道你们没有听说从火星来的人吗？”我说，从火星来的怪物吗？“

“已经听够了，”那妇女说，“谢谢。”于是他们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感到受了嘲弄，心里很生气。我讲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却又语无伦次。他们又奚落我的结巴。

“走着瞧吧。”我说着回家去了。

我走到家门口，蓬头垢面的，吓了妻子一大跳。我又走进饭厅，坐下来，喝一点酒，镇静下来，接着给妻子讲起我的遭遇来。晚餐摆在桌上，早已冷了，我在讲我的奇遇时，谁也没有动一下饭菜。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想缓解一下被我激起的恐惧，“他们是我见到的爬行动物中最笨拙的。他们可以死守巨坑，谁敢靠近，就杀死谁，但他们无法爬出坑来……不过他们太恐怖了！”

“别说了，亲爱的！”妻子眉毛一扬，把手放在我的手里。

“可怜的奥格尔维！”我叹息道，“想一想他也许躺在那里死硬了！”

至少我妻子不觉得我的遭遇是天方夜谭。一见她面如死灰，我戛然而止。

“他们可能会来这儿的。”妻子一再唠叨。

我让她喝一点酒，压一压惊，然后我又宽慰她说：

“他们动不了的。”

我开始重弹奥格尔维的老调，以此安慰她，也安慰我自己，那就是火星人不可能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我还特别强调了地球的重力因素。地球表面的重力是火星的3 倍，因此，火星人的体重就会是在火星上的3倍，而他们的肌肉力量却保持不变。这样火星人的身体就会变成铅一般沉重。这也是当时的普遍观点。譬如，第二天上午，《时代报》与《每日快报》依然坚持这个看法，并且和我一样，忽视了两个明显的缓解重力的影响。

首先，我们知道，地球上的大气含有比火星大气多得多的氧气，或者说少得多的氩气。丰富的氧气能增强他们的体力，从而无疑会大大地抵消他们体重的增加。其次，我们都忽略了火星人拥有先进的机械装置，必要时完全可以无需肌肉力量，照样行动。

然而，当时我却没有想到这些，根据我的逻辑推理，火星人绝对不可能入侵。桌上摆有美味佳肴，那是我的信心所在，再加之需要安慰妻子，于是我也变得夜郎自大起来，自以为

平安无事。

“他们干了一件蠢事，”我把玩着酒杯说，“他们显得凶神恶煞似的，无疑是因为他们吓疯了。也许他们没有料到会发现生命——肯定没有料到会发现智慧生命。”

我接着说：“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只需往坑里丢一颗炸弹，就会把他们统统消灭掉。”

这些事件太牵动人的心弦了，使我的观察力处于极度亢奋状态。时至今日，那次晚餐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爱妻那张秀美的脸，神情焦灼，从粉红色的灯罩下面望着我，雪白的餐桌布辉映着银制和玻璃餐具——在那些日子里，即使哲学家也拥有许多小小的奢侈品——还有我的酒杯里绯红色的酒，这一切都生动如画。晚餐后，我悠然自得地抽上一支烟，对奥格尔维的鲁莽感到惋惜，谴责火星人怯懦的短视行为。

这好比毛里求斯的某只可敬的渡渡鸟在自己的鸟巢里颐指气使，对那船水手的到来品头论足，殊不知那是一船急需肉食的铁石心肠水手。“亲爱的，明天咱们会把他们啄死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我吃的最后一顿文明人的晚餐，之后我度过了多少不寻常的可怕的日日夜夜，都与之无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