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一名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3]
另一名女子—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记得: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4]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但与他的政治直接相关,在每一页当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融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卷入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是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5]
历史学家在透析斯大林主义的内心世界这一课题上姗姗来迟,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群众”的集体经验。个人—如真有出现—主要是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变成公众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里的个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来源匮乏。在前苏维埃和党的档案中,大多数的个人收藏属于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的,大多涉及这些人的公众生活。在为本书做调查的初期,我们曾浏览数千份个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
出版于苏联的回忆录,或在1991年前业已公开的苏维埃档案,一般并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别是1985年之后在开放政策时期出版的文字。[6]发表在西方的回忆录,不管是来自苏联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斯大林镇压的幸存者,都存有同样的缺陷。它们被广泛认作“沉默者”的“真实声音”,让我们了解普通公民是如何应对斯大林恐怖的。[7]在冷战高峰期的1980年代初,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特别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证明个人精神是反抗苏维埃暴政的内在力量。[8]这种道德视野—在1991年的“民主”胜利中获得了兑现和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倒塌后的回忆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9]它也深深打动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在1991年之后,比以前更倾向于强调人民对斯大林独裁的反抗。[10]对许多幸存者来说,尤其是矢志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回忆录确实揭示了真相。但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并不同样心怀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作为虎作伥的帮手。
出现在档案中的日记呈各种形式(作家日记、工作日记、文学年鉴、剪贴簿、每日纪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价值。但相对来说,出自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如果不愿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见的,仅有极少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很少人甘冒书写私人日记的风险。一旦被捕—几乎可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没收的就是日记,如果含有可解释为“反苏维埃”的想法或情绪,便可成为罪证(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以细小潦草的字迹来记日记,即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体而言,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日记,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11] 1991年之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日记—包括苏维埃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或来自前苏维埃档案,或归功于人们的自发募集,例如莫斯科人民档案(TsDNA)。[12]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其数量仍然太少(尚未公开的前克格勃档案中可能还有),无法就普通公民的内心世界得出结论。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还需要面对“苏维埃语”(Soviet-speak)的问题,很多日记千篇一律,所表达的思想都循规蹈矩。如果不知道写日记的动机(恐惧、信仰、风气),便很难解读这些日记。[13]
近几年来,部分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14]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做“自身危机”,而接受自觉自愿的剔除。[15]苏维埃的价值和理念已渗透人的内心,这的确是《耳语者》中众多研究对象的特征。其中仅有极少数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代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意识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压抑,被本书反映出的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作为“富农”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经历的“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16]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