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口述历史相比，这种心态在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和信件中较少出现—其内容一般得遵循苏维埃的规则和礼貌，承认恐惧是绝不容许的。[17]研究斯大林政权的历史学家，愈益转向口述历史的研究手法。[18]与任何受制于记忆误差的其他学科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方法上的缺陷。在学会了耳语的俄罗斯，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又充斥着编造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这些缺陷因此变得格外麻烦。数百万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发，锒铛下狱。许多有此经历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麦克风（与克格勃挂钩的设备）的研究人员，马上变得格外谨慎。这些幸存者出于恐惧、羞耻、禁欲主义，压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忆。很多人无法反思过去的生活，因为他们已习惯于逃避令人尴尬的问题，包括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来界定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则不愿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以事后诸葛的动机和信仰，作出各种各样的辩解。尽管有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为如此，处理得当的口述历史，可为专门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提供巨大的好处。这意味着要对照家庭和公共档案的书面记录，尽可能严格地核查受访者的证据。
《耳语者》引述的数百份家庭档案（信件、日记、私人文件、回忆录、照片、实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罗斯各地的秘密抽屉中或床垫下。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与本书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侧重于家庭和个人的内心世界，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口述历史，后者主要是社会学的，比较关注恐怖时期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的经历。[19]这些资料组成了一份特殊档案，是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汇集之一。†
《耳语者》所讲述的这些家庭，代表了苏维埃社会相当广泛的横截面。他们具有各式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集镇、村庄，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参与镇压的。他们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员。另外还有未受影响的家庭，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其数量极少。
《耳语者》凭借这些材料，图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们生于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间，其经历随苏维埃制度的轨迹波动而变迁。到了后面的章节，本书又为他们的后裔提供发言机会。为了理解该制度的遗毒，多代跟踪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苏维埃制度对家庭的道德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尚无其他的极权制度对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远的冲击—包括共产主义东方（经常与斯大林政权相比的纳粹独裁统治仅持续12年）。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以长远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现象。有关这一题材的现有历史叙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权的本质。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中最为凶残的一段（它占了1917至1955年政治处决案件中的85％），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来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许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数量的顶峰并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几十年，数百万人仍身受其漫长暴政的遗毒。
 
在《耳语者》的公开叙述中，交叉编织起来的家史可能太多，读者很难逐一追踪个别的叙述，但可运用索引将它们串连起来。它们可被当做一个共同历史的变种—即给每一家生活打下烙印的斯大林主义。另有几户人家，包括戈洛温娜家，其故事贯穿整个叙述，所以列出了家族树。《耳语者》的中心题材，围绕着联姻的拉斯金家和西蒙诺夫家。他们各自的命运，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有天渊之别，悲剧般交织在一起。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是中心人物，也许是《耳语者》中的悲剧英雄（取决于你的见解）。他出生于遭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世纪30年代蜕变为“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六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回忆录作家，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行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漫史激励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边。从1945到1953年，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他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说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具有相当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法脱身。在这个意义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中—要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动，也许先要了解他的时代。
 
*　科学、文学、艺术档案馆内的个人收藏（如SPbF ARAN、RGALI、IRL RAN）有时更加真实坦诚，但包含私人文件最多的部门往往不对外开放。1991年后，有些前苏维埃档案馆收集了普通家庭捐赠的个人收藏—如TsMAMLS，含有莫斯科居民的各式私人文件。
†　大多数档案由作者和纪念学会一起取得。该协会是一个人权和历史方面的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专门代表和纪念遭受苏维埃迫害的受害者。这些档案分存于圣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尔姆（MP）的纪念学会，其中大多数可在网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既有摘录，又有访谈录音，部分材料还有英文版。如想了解该研究项目的更多详情，请参阅书末的后记及致谢。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