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他们打着无政府主义的起义旗号,呼吁苏维埃的选举自由、“全体劳工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农民自主耕地的自由”。显然,布尔什维克自己正面对着新兴的革命。列宁在3月初承认,“我们快撑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但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8]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NEP),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列宁这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小农—执著于私人家庭生产的原则—暂时但必需的让步,以挽救革命,为国家重整旗鼓。他谈到,这一政策将持续“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长”。1921年的苏维埃居民,身着缀满补丁的衣服,以破损的器皿烹调,用开裂的杯子饮水,什么都要换新的。市场的恢复给苏维埃经济带来新生命,私人贸易对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长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应。贸易商人设立摊位,跳蚤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将食品运来城镇。因有新法律的许可,私人的咖啡馆、商店、餐馆、夜总会、妓院、医院、诊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战时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机盎然,嘈杂的贸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车司机、灯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1917年之前。
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引进的新经济政策招致广大党员的怀疑(甚至列宁“偏爱”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过程也非常缓慢,从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来,他反倒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列宁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说服力和权威,使之获得党代会的通过。尤其是在城镇工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农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富。在城镇工人看来,私人贸易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作“对无产阶级的新型剥削”,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新经济人”,即在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起来的私商。在苏维埃宣传漫画所塑造的大众想象中,“新经济人”以钻石和皮草装扮妻子和情妇,驾驶硕大的进口汽车,在歌剧演出时打鼾,在餐馆里高歌,在昂贵酒吧中大声吹嘘其挥霍于赛马场和赌场的美元财富。新兴暴发户的这种大肆挥霍,衬以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贫困和大量失业,给人们带来苦涩的怨恨。他们认为,革命本来应该终止不平等。
在“内部战线”上,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得以苟延残喘。共产主义曾承诺要予以消灭,但暂时还不能没有。它中止了反对中产阶级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苏维埃经济需要他们的专长。从1924到1928年,对宗教的斗争也告暂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续的)的频度关闭教堂或压迫神职人员,让老百姓继续保留自己的信仰,不过,反教会的宣传仍在继续。最后,新经济政策为私人生活的旧习惯和家庭传统保留了空间,引起众多布尔什维克的担忧:俄罗斯“小布尔乔亚”的心态和习俗—数以百万计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其数量因新经济政策而日益增多—将会阻挠甚至破坏革命运动。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态度和习惯,束缚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心灵,成了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9]
布尔什维克设想,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不断的斗争。随着内战的结束,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持久战:通过消灭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卖淫、酗酒、流氓、宗教),来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中几乎没有分歧,他们认为改造人性的战役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有争议的只是何时打响第一枪。马克思教导说,意识的改变依赖于物质基础的改变。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前—其过程需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领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10]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11]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同意要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的爱”。《共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将会关心社区内所有的孩子。这种变化需要多久方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不同见解。激进派认为,党应采取直接行动,马上着手破坏家庭。但多数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家的论点:在苏俄这样的农业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慢慢随着国家向都市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再逐渐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