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宫殿的斗争!”),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它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12]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13]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革命积极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几乎构成了一种职业病。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圈子中随意的性关系已成事实上的规范,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获通知,立刻奔赴遥远的前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轻松随意的态度相当普遍。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的年轻仿效者经常接受教诲,要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承诺,放在爱情或家庭之上。与普通的苏维埃青年相比,性乱交在年轻党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布尔什维克将性自由,视作“苏维埃现代化”的标志,不再接受资产阶级道德的约束。有人甚至主张,配偶关系只会促使恋人们脱离集体,减弱对党的忠诚,而性乱交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抗衡。[14]
由于党的需求,布尔什维克人不能照料家事,当不好尽职的丈夫和父亲,这是众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归,很少看到妻子,几乎从不遇见自己的孩子。”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党代表大会经常讨论此类问题。普遍认为,与非党员丈夫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放弃妻子和家庭,因为他们对党的忠诚高于对爱情的忠贞。事实上,妻子和母亲的缺失所带来的麻烦,不仅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广泛的苏维埃知识界。其时,大多数知识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15]
托洛茨基认为,与其他人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新条件面前暴露得最为彻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道,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先驱,“共产党先锋队只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较早地经历了”人民大众无法避免的进程。[16]许多党员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开拓新型家庭的职责—父母双方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投身公益活动—尽管要付出与子女疏远的代价。
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丈夫彼得·涅泽夫茨夫都是列宁格勒(列宁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与3个孩子住在斯莫尔尼学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马克斯娜‡。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出生于1923年。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母,她早晨醒来之前,父母已经离开,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马克斯娜回忆:“我觉得缺乏母亲的关爱,总是嫉妒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小孩。”因为父母不在,孩子们由两名女佣照料,都是新近来自乡下的农妇,充任管家和厨师。根据她的回忆,作为最年长的孩子,马克斯娜自4岁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权责”。厨师会问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钱,去高级干部专用店购买食物。如果女佣打破家规,或“做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事”,马克斯娜就会向母亲汇报。但更多的时候,她回忆:“如果做了我不喜欢的,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们。”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负责任—她很清楚,母亲喜欢她负起责任—并欣然接受:“母亲说得很清楚,家里发生的事与她无关。对此,我从不怀疑。”
马克斯娜从小接受新社会价值的熏陶,属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视作“小同志”。她没有玩具,也没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间。马克斯娜回忆:“父母视我为平等人,交谈起来把我当做成年人,教我从小学会独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岁上小学的第一天早上,母亲带她去学校,让她记住路程—将近3公里的复杂旅途—这样,下午放学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马克斯娜回忆:“从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学校。我的脑海里从没闪过应该有人陪我的念头。”马克斯娜步行一小时去市中心的商店,购买了所有的书籍和文具。从8岁起,她自个儿赴剧场,因为有父母的高级干部出入证,可坐在包厢内。马克斯娜回忆:“从来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是我把自己带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遥远的身影。到了节日,他们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亚的高级度假村,却把孩子们留在列宁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实施僵硬的管束,在马克斯娜的回忆中,往往成为烦恼的来源。母亲责怪她钟情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却不读共产党青睐的儿童教育书籍,如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的科学探险故事《萨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别雷赫和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讲述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何被送进列宁格勒的学校。母亲将这两本书带回家,马克斯娜尽职地读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遗忘。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称赞或表扬她,几乎从没亲吻或拥抱过她,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时前来照料她的祖母。马克斯娜回忆:“我喜欢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关爱。她教我如何缝纫,如何穿珠成项链,为我准备玩具,甚至还给我买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厨房,放在她房间的一角,我喜欢待在那里尽情玩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