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宫殿的斗争！”），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它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12]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13]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革命积极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几乎构成了一种职业病。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圈子中随意的性关系已成事实上的规范，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获通知，立刻奔赴遥远的前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轻松随意的态度相当普遍。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的年轻仿效者经常接受教诲，要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承诺，放在爱情或家庭之上。与普通的苏维埃青年相比，性乱交在年轻党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布尔什维克将性自由，视作“苏维埃现代化”的标志，不再接受资产阶级道德的约束。有人甚至主张，配偶关系只会促使恋人们脱离集体，减弱对党的忠诚，而性乱交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抗衡。[14]
由于党的需求，布尔什维克人不能照料家事，当不好尽职的丈夫和父亲，这是众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归，很少看到妻子，几乎从不遇见自己的孩子。”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党代表大会经常讨论此类问题。普遍认为，与非党员丈夫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放弃妻子和家庭，因为他们对党的忠诚高于对爱情的忠贞。事实上，妻子和母亲的缺失所带来的麻烦，不仅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广泛的苏维埃知识界。其时，大多数知识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15]
托洛茨基认为，与其他人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新条件面前暴露得最为彻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道，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先驱，“共产党先锋队只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较早地经历了”人民大众无法避免的进程。[16]许多党员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开拓新型家庭的职责—父母双方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投身公益活动—尽管要付出与子女疏远的代价。
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丈夫彼得·涅泽夫茨夫都是列宁格勒（列宁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与3个孩子住在斯莫尔尼学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马克斯娜‡。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出生于1923年。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母，她早晨醒来之前，父母已经离开，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马克斯娜回忆：“我觉得缺乏母亲的关爱，总是嫉妒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小孩。”因为父母不在，孩子们由两名女佣照料，都是新近来自乡下的农妇，充任管家和厨师。根据她的回忆，作为最年长的孩子，马克斯娜自4岁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权责”。厨师会问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钱，去高级干部专用店购买食物。如果女佣打破家规，或“做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事”，马克斯娜就会向母亲汇报。但更多的时候，她回忆：“如果做了我不喜欢的，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们。”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负责任—她很清楚，母亲喜欢她负起责任—并欣然接受：“母亲说得很清楚，家里发生的事与她无关。对此，我从不怀疑。”
马克斯娜从小接受新社会价值的熏陶，属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视作“小同志”。她没有玩具，也没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间。马克斯娜回忆：“父母视我为平等人，交谈起来把我当做成年人，教我从小学会独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岁上小学的第一天早上，母亲带她去学校，让她记住路程—将近3公里的复杂旅途—这样，下午放学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马克斯娜回忆：“从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学校。我的脑海里从没闪过应该有人陪我的念头。”马克斯娜步行一小时去市中心的商店，购买了所有的书籍和文具。从8岁起，她自个儿赴剧场，因为有父母的高级干部出入证，可坐在包厢内。马克斯娜回忆：“从来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是我把自己带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遥远的身影。到了节日，他们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亚的高级度假村，却把孩子们留在列宁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实施僵硬的管束，在马克斯娜的回忆中，往往成为烦恼的来源。母亲责怪她钟情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却不读共产党青睐的儿童教育书籍，如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的科学探险故事《萨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别雷赫和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讲述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何被送进列宁格勒的学校。母亲将这两本书带回家，马克斯娜尽职地读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遗忘。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称赞或表扬她，几乎从没亲吻或拥抱过她，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时前来照料她的祖母。马克斯娜回忆：“我喜欢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关爱。她教我如何缝纫，如何穿珠成项链，为我准备玩具，甚至还给我买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厨房，放在她房间的一角，我喜欢待在那里尽情玩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