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1917年后出生于党员家庭的许多儿童,都谈到父母亲情的缺乏。在这一方面,苏维埃精英养育子女的习惯与19世纪俄罗斯贵族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对育婴室兴致索然,很早就把婴儿托交给保姆、女佣和其他家仆。[18]
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尔什维克家庭。内战时期,父母都在红军服役,得以相遇相识。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亲成为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师指挥官。到1925年,他就读于军事医学院,晚上仍要刻苦学习。母亲任职于贸易委员会,等安吉丽娜出生后,开始在外贸学院学习,同样要在晚上苦读。在安吉丽娜的回忆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过的:
母亲很爱我,既耐心又细心,就是不够亲热。她从不溺爱,从没与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把我当做成年人……父亲全心投入工作,我觉得自己只会给他们挡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赘。我非常调皮,不喜欢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长大的。我8岁那年,父亲出差去莫斯科,带回一个鱼缸。他不让我出去玩,结果我绊倒了鱼缸,所有的鱼儿洒落一地。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声叫嚷:“你不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继母,继母!”[19]
1923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出生于莫斯科党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苏维埃军队主要出版机构“军事百科全书”供职。父亲与家人分开,单独住一套公寓,这不是因为与母亲的离异,而是因为独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玛丽亚的母亲自己也是苏共内战历史方面的研究员。玛丽亚很少看到父亲,五六岁时甚至怀疑他的存在。她回忆:“我不懂‘父亲’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几乎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会在出国旅行后突然出现,非常热闹,给每人带来礼物,然后再一次消失。”[20]
艾莱娜·邦纳的父母是列宁格勒的党干部,从清晨持续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给祖母照看的女儿。艾莱娜渴望母爱,“假装爱哭”,还经常装病,迫使母亲留在家里。她羡慕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们“总是显得非常欢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时,也忙于党的工作,很少关心孩子。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21]
邦纳一家住在党务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酒店。房间装饰简陋,一切摆设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党员都生活在类似的简朴环境中,即使高级官员,其生活也很朴素。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华公寓和消费物品奖励他的忠诚部下。从1923到1930年,尼古拉·谢马什科担任卫生人民委员,他家在莫斯科财政部公寓大楼只占一套简陋的小公寓。其邻居回忆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舒适或装饰从来不感兴趣。”[22]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他们努力扫除“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遗迹—壁炉架上供赏玩的瓷器、鸣唱的金丝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软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摆设—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写道:
墙上的马克思在注视
突然
张开嘴,
开始呵诘:
庸俗理不清的纱线缠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兰格尔§更为恶劣
最好
拧下金丝雀的首级—
由此,共产主义
将不会败于金丝雀。[23]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在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说《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党员的一对夫妇牺牲自我,抛离家园和女儿,去帮助重建一座在内战中被摧毁的水泥厂。当丈夫格列勃开始想念老家的舒适时,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标提醒他:“你想要美丽的鲜花在窗台上绽放,床上铺满软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在共用厨房就餐。你看,我是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公民。”[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