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布尔什维克对个人外表持有同样严苛的态度—时髦的衣服、精致的发型、首饰、香水、化妆品,在在都是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共产党先锋队的“新人”衣着朴实—类似无产阶级或半军事化的制服—没有任何装饰。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阶段,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忧,“布尔乔亚”文化的舒适和诱惑突然袭来,可能腐蚀广大党员,所以要将这种斯巴达态度推崇为思想纯洁的象征。1922年,党在共产主义道德方面的主要发言人阿隆·索尔茨警告说,新经济政策可能会误导党员,让他们相信“自由追求自身品味的个人生活确实存在,甚至还可模仿资产阶级社会认定的优雅”。索尔茨呼吁布尔什维克改变自己的审美观,自行清洗内心的资产阶级本能。在他看来,“想要戒指、手镯、金牙齿的人都是丑陋的,一定会激起党员们的审美愤怒”。[25]
瓦伦蒂娜·季哈诺娃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家中长大。1917年10月率队攻坚冬宫的,就是奥夫谢延科。瓦伦蒂娜的母亲在布拉格遇见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时,奥夫谢延科担任苏维埃驻捷克大使。她离开身为出版社编辑的瓦伦蒂娜的生父,1927年与奥夫谢延科结婚。瓦伦蒂娜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家居住的莫斯科小公寓“只有最普通的家具和铁床”,唯一有价值的只是一只孔雀石盒,为母亲所拥有。公寓里没有任何饰物或装饰,父母对此也毫无兴趣。母亲后来成为大使夫人,也不屑于佩戴首饰。禁欲主义在奥夫谢延科的家中占统治地位,这个家是由4个小房间组成的公寓,位于人民委员会第二居住区。那是莫斯科的一个公寓街区,住的全是党的高级干部。瓦伦蒂娜的房间宛如牢房,仅有的家具是折叠床、写字台和小书柜。她回忆,这种简朴的环境都是自觉自愿的,体现了她家的知识分子原则和苏维埃意识形态。她反思道:“我们是苏维埃人,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幸福而活,不是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26]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在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家庭长大。父亲列昂尼德在1917年还是一个少年时,就从里加逃走,在彼得格勒加入布尔什维克。他为自己富裕的犹太父母而感到羞耻和不满,他的父母非常严格和凶狠,而工人运动之所以吸引他,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斯巴达生活方式。他在1920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承认,他拥护工人运动,就是为了“唾弃我的资产阶级出身”。根据女儿柳德米拉的讲述,列昂尼德对《国际歌》的歌词有亲身体会,我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她说,他需要放弃的不只是他的阶级,“还包括他的家人、他习惯的生活方式、舒适的公寓、郊外别墅(dacha)、精致美食、时髦服饰、网球等”。他教育女儿柳德米拉(生于1921年)和马克斯娜(生于1923年):如果享用高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和舒适,就应感到羞愧。他会教诲她们,即便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也要感到内疚,因为其他孩子更穷,都吃不饱。他会在进餐时说:“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鸡蛋,而我们吃鱼或香肠,这实在可耻,我们凭什么要比人家过得更好?”他笃信“党的最高限额”—20世纪20年代限制党员薪酬的制度—并尽量培养小孩量入为出的习惯。女孩们不得购买新鞋,除非旧鞋已经破烂不堪,只在重要的苏维埃节日,才可领到糖果的犒赏。“我们过得很省,”柳德米拉回忆:
我们的家具很便宜—都购自政府。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日子,除了军装、背心、靴子,从没看到父亲穿戴其他的。母亲为上剧场准备了“特殊装备”,另有一两套礼服,仅此而已……上剧院是我们唯一的奢侈—还有大量书籍。
像1917年的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柳德米拉和姐姐从小就懂得克勤克俭代表道德纯洁,是为大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艰苦奋斗。1936年,她在日记封面上写道:“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27]
对某些家庭来说,共产党斗士的禁欲主义又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维金斯基一家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夫·维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虽是犹太家庭,但已俄罗斯化,属于自由派。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尔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兰;曾是孟什维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移居到柏林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顽强对手;家庭成员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约瑟夫和妹妹娜杰日达。像弗拉基米尔一样,约瑟夫曾经也是孟什维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积极投入内战。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甚至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哥哥—毫无疑问,他知道上司会读到此信—恳求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原则,返回苏俄,投身于共同事业”。哥哥的反革命活动把他吓坏了,约瑟夫更竭尽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他写信给尼古拉说:“由于我的历史罪孽,他们只让我当预备党员,但我要承担很多党员的职责。如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