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事实上,他被派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供职于当地工会组织的法律部门。约瑟夫与妻子亚历山德拉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置办了少得可怜的家具。亚历山德拉1922年写信给娜杰日达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居所,每一处都非常昂贵,只有新经济人才负担得起。我们的家庭生活缺乏最基本的用品—亚麻布、服装、针线。总之,什么都缺。”约瑟夫太忙,不关心此类“琐碎的家事”。据他的妻子说,他“除了工作以外,既不切实际,又杂乱无章”。夫妇俩没有钱,因为“党的最高限额”只允许少量的现金薪水,其中大部分又要寄给逃亡在芬兰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尽量找散工以贴补家用,她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党毁了她的“家庭梦”。她在1922年做了流产,在给娜杰日达的信中,她说她原希望有孩子,最终还是中断了怀孕,她实在是被自己的“虚弱身体拖垮了”,也不想给“疲于奔命为党工作”的约瑟夫添加负担。小两口的婚姻变得痛苦不堪,不时为钱发生争吵。约瑟夫又与另一名女子发生婚外情,在1924年生下一个儿子,经济上要给予支持。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关系更趋紧张。约瑟夫常常出差,或去莫斯科传授劳动法,或去库班参与当地的工会工作。亚历山德拉在1925年写给娜杰日达的信中说:“我很少见到我的约瑟夫。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伤心。但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生活,我们必须埋葬浪漫,它只是历史遗迹。”[29]
二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30]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31]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32]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恬不知耻!”[33]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1910年出生于著名的革命者家庭。他的伯伯斯捷潘是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地下运动的老将;父亲伊万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成员,1917年之后主管苏维埃泥炭工业(被视为重要的能源)。他家住在莫斯科东面的沙图拉小镇,其宽敞、舒适的住宅就在电厂的附近。电厂功能是将泥炭转化成电力,向苏维埃的首都供电。阿列克谢的母亲阿利西娅来自塔林的小布尔乔亚家庭,祖上有德国和瑞典的血统。她希望获得尊敬,很在乎家庭幸福和个人品味,显现了她中产阶级出身的遗痕。但在意识形态上,她心悦诚服于共产主义理想,即横扫布尔乔亚旧文化以创造新人。她是苏维埃教学理论的前驱,也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工作中的亲密伙伴。她将自己儿子的求学当做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其理论主要来自俄罗斯体育创始人彼得·列斯盖夫特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她曾于1903年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聆听过前者的演讲,又给儿子起了后者的名字(高尔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谢·帕申科夫)。她教阿列克谢各种语言;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鼓励他从事家务和花园里的琐事,以激励他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安排他参观穷人居所,以培养他的社会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娅担任沙图拉的联合劳工学校校长。她将之办成一个公社,既有学术课程,又有农场的劳作,让孩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何为共产主义生活。[34]
阿列克谢自小就崇拜父亲和其他革命者,但他体弱多病,又因脊椎病而不良于行,从而躲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幻想世界。他崇拜列宁,把父亲鼓励他向列宁学习的话牢记在心。他在1923年12月听到列宁的病危消息,便在日记中袒露:“如果这有助于挽救他的生命,我愿冲出家门,把我所有的鲜血献给列宁。”列宁去世后,阿列克谢在自己屋内设了列宁角,在墙壁上贴满列宁的照片和熟记的列宁语录。阿利西娅记录下阿列克谢的政治进步,其中有他的日记、学校工作和绘图的样品、自己对儿子教育的评论。正如她自己描述的,她的记录是一份“科学日志”,可作为在家庭和学校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指南。阿利西娅鼓励儿子与沙图拉的其他孩子交往—主要来自电厂的民工家庭—在自家大房子里安排各式游戏和活动,让自己感觉已是这些弱势朋友的领袖。阿利西娅在儿子日记本的边缘写道:“遵循你父亲的榜样。他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你也要学会充当小伙伴的领袖。”阿列克谢在母亲的鼓励下,与学校同伴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世界儿童协会俄罗斯分会的中央局。他们有自己的徽章、自己的革命歌曲(阿利西娅为儿童编写的《开始》)、自制的红色横幅。公共假日时,他们就在沙图拉镇四下游行。[35]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