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36]
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戏之一是红军与白军的战斗，很像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俄国内战的战事由孩子们重演，经常使用专为此类游戏而生产的气枪。扮演红军和白军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宁的角色。其中一人回忆：
 
我们都想扮演领袖。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人愿当白军、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的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另一个游戏是搜索与征用，其中一组（通常是男孩）扮演红军征用队，另一组（女孩）扮“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或藏匿粮食的“富农”。[37]
红军与白军、搜索与征用这类游戏，鼓励孩子接受苏维埃的世界两分法，一个是“好”，一个是“坏”。20世纪20年代，在苏维埃学校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孩子们总体上对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不知道沙皇是谁）；但苏维埃宣传品、书籍、电影中的旧政权支持者的邪恶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影响。这些形象使众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敌人”继续存在。这种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对旧政权标志的非理性恐惧、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轻女学生问老师：“资产阶级吃小孩吗？”另有一人看到同学穿的衬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图案，禁不住在班级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38]
许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锋队里第一次见识政治。少年先锋队建立于1922年，以童子军运动为蓝本。童子军是共产主义俄罗斯保留的最后的独立公共机构之一，它在1920年被苏维埃政府取缔。童子军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轻成员，通过实践活动来培养自己的公共责任感。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精神继续存在于许多少先队组织（也存在于部分苏维埃精英学校）。到1925年，在10岁至14岁的苏维埃儿童中，约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队。随后几年中，该比例逐渐上升。像童子军一样，少先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还有每一名队员都熟记于心的誓言（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很多人仍能回忆起来）。“我，一名苏联少先队员，当着我的同志们的面庄严宣誓：遵守列宁的戒律，坚决拥护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少先队员参与甚多的行军、唱歌、体操和体育活动。他们还有一个呼应口号（呼：少先队员，做好准备！应：时刻准备着！），源于红军。他们编成大队，拥有自己的条幅、旗帜、歌曲和制服（白色衬衫和红领巾）。这是队员感到无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队主要的诱惑。一名少先队员回忆：“我不懂该运动的职责和义务，像其他人一样，只企盼红领巾。”1928年在彼尔姆加入少先队的维拉·米诺苏娃回忆：“我喜欢制服，特别是红领巾。我每天都熨，戴着去学校。这是我唯一漂亮整齐的服饰，每当穿戴起它们，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长大了。”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学的瓦莱里·福雷德，如此自豪于自己的红领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队后好几天，每晚睡觉都要戴着它上床。[39]
苏维埃儿童通过少先队强烈感受到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光荣和令人兴奋的，红领巾是为社会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标记。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被少先队开除了，因为她来自“富农”家庭。她想恢复队籍的愿望如此炽烈，以至在衬衫底下悄悄佩戴红领巾多年。波兰贵族的女儿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上教堂被人发现，因而遭到少先队开除。她讲述了被开除时的情景，依然情难自抑：
 
突然，他们在学校走廊的墙报上发布一条公告—快讯：“立刻集合！”孩子们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场上排成队列，我被要求站在整个大队面前，忍受羞辱。孩子们大声喊道：“看，她去教堂，给我们全大队带来耻辱！她不配佩戴红领巾！她没有资格佩戴红领巾！”他们朝我扔土块，然后试图扯下我的红领巾。我开始哭，并大声叫：“我不给！我不给！”我跪了下来，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的红领巾，但到最后，还是被拿走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队员了。[40]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他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米诺苏娃回忆：“通过少先队，我变得聪明整洁，按时完成任务，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这一切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准则。”[41]
少先队员又是积极分子，参与各式俱乐部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编辑墙报、从事义务劳动¶、参加戏剧和音乐会—以培养自己的社会积极性和领导才能。瓦西里·罗马什金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省的农家，他回顾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和少先队活动，还记得当时对公共活动的重视：
 
什么是“苏维埃人”呢？它意味着，遵循我们在学校和少先队中所学的，热爱苏维埃祖国，努力工作，树立好榜样。我把这些牢记在心。第三学年[ 1924年]时，我已是学校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成为学校法庭的主席、学校审判中的公诉人、学校工会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积极的少先队员，通过少先队懂得了自己对学校和国家的爱，应超过对自己家人的爱。我喜欢我们村校的班主任，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42]
 
并非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像罗马什金一样投入。对许多儿童来说，少先队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游戏。依达·斯拉温娜是一位著名苏维埃法学家的女儿，她回忆幼时在列宁格勒公寓街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