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作一种分心，只会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婚姻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习俗。列宁格勒红色普蒂洛夫厂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在1926年宣布：“维持个人关系的想法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想法属于早已消失的年代—十月革命之前。”[51]巴伊塔尔斯基苦苦追求名叫叶娃的犹太女孩—她是当地的共青团书记，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少有浪漫的邂逅。他所盼望的，只是在共青团会议后陪她回家，牵她的手，偷一个吻。他们最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弗伊（Vi），以纪念列宁（列宁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两个字母）。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驱逐出党，巴伊塔尔斯基作为“托派反革命分子”也遭到开除。叶娃把对党的忠诚放在首位，她采信了丈夫犯了反革命罪行的认定，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将他驱出家门。巴伊塔尔斯基在1929年被捕。
巴伊塔尔斯基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回顾过去，认为叶娃仍是好人，对党尽责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党员的信仰预设了她对世界上“好坏”的反应。她让自己的个性和理性，屈从于党的“不容置疑”的集体权威。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成千上万”个叶娃，即使革命渐渐让位于斯大林专政，仍在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裁判：
 
这些人没有变质，相反，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内心一如从前，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他们的不幸在于保守主义（我称之为“革命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对革命初期的标准和定义……保持一成不变的奉献。这些人甚至接受劝服，为了革命心甘情愿自认是间谍。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从而可以视死如归。[52]
 
 
 三
 
 
斯大林在1924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属于这支队伍非常光荣，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看作美德和责任的载体，在社会上与众不同。阿隆·索尔茨在影响甚广的《政党伦理》（Party Ethics，1925年）中，把布尔什维克与沙皇时代的贵族作了比较。他写道：“今天，我们成了统治阶级……我们国家的习俗，将以我们如何居住、穿着、行事、重视何种关系为准。”布尔什维克是执政的无产阶级，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亲密的交往也是不可取的。索尔茨认为，布尔什维克娶无产阶级之外的女子为妻，就是“坏品味，就像上世纪伯爵娶女佣一样，必须受到相同的谴责”。[53]
沙俄的公共生活以贵族的风貌为主。与此相应，党的风貌很快也在苏俄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列宁本人曾把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后入党就像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随着苏俄生活的各方面陷入国家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维埃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国家官员，超过俄罗斯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了新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精英的态度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家庭扎根，并传染给他们的孩子。根据1925年在各校进行的控制游戏的研究，大多数苏维埃学生认为，党员的地位理所当然应高于社会其他成员。两个男孩发生纠纷，如果留给孩子们自己决定，他们通常支持父母是布尔什维克的男孩。该研究显示，苏维埃学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价值观的重大变化，以新的等级制度，取代了曾在劳工阶层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党员的孩子滋长了明显的权利意识。在一次控制游戏中，孩子们在玩火车，男孩想要开车，不愿等待一个小女孩上车。那女孩却说：“火车会等我的，我丈夫在GPU[政治警察]工作，我也在那里上班。”她登上火车后，还要求获得免费车票。[54]
这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其资格是“共产主义道德”。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定为政治和道德的先锋队，其救世主式的领导意识，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拥有这个资格。作为精英，每一名成员必须证明，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党的利益和信念。他还要显示，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拥有比群众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觉悟，诚实守纪，工作勤奋，无私奉献。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体系。布尔什维克拒绝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斥之为一种“资产阶级压迫”。相反，它要求一切相关的道德问题，必须服从于革命需求。一名党的理论家在1924年写道：“在阶级斗争中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就是道德，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就是不道德。”[55]
信仰是每一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关键，使之有别于为私利而加入共产党的“野心家”，信仰又是问心无愧的代名词。党的清洗和做秀公审（show trails），被用来探索被告的灵魂深处，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坦白被视为内心的真实暴露，所以非常重要）。此外，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也许，这与东正教传统的公开忏悔有关，却与西方基督教的私下忏悔大相径庭。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之后，这种意义上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或能力，达到对世界的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理解。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56]
当然，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能详细了解党的思想。对普通党员来说，只要参与日常的实践仪式便已足够—誓言、歌曲、仪式、崇拜、行为准则—犹如组织起来的宗教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布尔什维克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1927年作为托派而遭开除。过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对话，对这类人的心态有所披露。皮亚特科夫为了能够重返党内，决定放弃许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变成一个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表明：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57]
 
皮亚特科夫改弦易辙得如此彻底，然而像其他“叛徒”一样，再也没赢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1936年，斯大林下令再次将他逮捕。
清洗的开始，远早于斯大林权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内战时期。其时，党的队伍迅速增长，领导人害怕中间充斥着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富农”，等等。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会议中提出具体的指控。到20世纪20年代，清洗方式逐渐出现了转变，变得越来越重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