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伴随这一转变出现的是一个愈益复杂的制度,即专门检查和控制党员的私生活。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坚信党的意识形态,重点放在何时投身于党的事业。只有那些在内战中与红军并肩作战的人,才被视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党员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简短的自述,或填写履历表,详细解说自己的社会背景、教育、职业,以及政治觉悟的演变。在本质上,这些文件是某种形式的公开招供,党员们以此来重申他们无愧于这个精英的称号。其关键是要显示,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全亏了革命和党的监护。[58]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悲惨事件,更力挺了党对党员私人生活的监督。1926年,有名女学生在学院宿舍里自杀,迫使她走上绝路的是她事实婚姻的丈夫的残忍。康斯坦丁·科连科夫并没被送上法庭,然而因为“对同志的自杀,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排斥。但地区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很像党的地区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过于苛刻,代之以“严厉批评和警告”。数星期后,科连科夫和他弟弟抢劫了矿业学院的收银办公室,刺死收银员,刺伤其妻子。专管党的伦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其资深委员索菲亚·斯米多维奇逮住这一案件,称之为一种“病”,主要症状在于对同志的道德和行为的漠不关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着我的关心。科连科夫将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锁起来,学生们只是袖手旁观—好,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她使用咒骂和侮辱的语言—也无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连科夫的房间响起枪声,楼下房间的学生甚至觉得没有检查一下的必要,认为这也是私事。
斯米多维奇认为,集体的任务就是以监督和干预的方式,在成员私生活中强制执行道德标准。她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共产党良心”。[59]
斯米多维奇设想的监督和举报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发明。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60]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员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61]如果认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为在威胁党的团结,党员也应予以举报。在工厂和兵营,党员候选人的名单张贴在党支部办公室门外,邀请大家写下对候选人的检举,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如酗酒或粗鲁),然后再到党员会议上讨论。尽管有些党领导人对此举的道德属性表示保留意见,汇报私人谈话愈益成为举报实践中的共同特点。苏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决定,一般不鼓励有关私人谈话的汇报,除非有“威胁党内团结”的嫌疑。[62]
在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应邀出席举报会议是一个关键。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定期召开清洗会议,党员和干部要答复群众书面和口头的批评。正如年轻的艾莱娜·邦纳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中所看到的,这些会议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
他们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时也会问到他们的小孩。原来有人殴打妻子,狂饮伏特加。巴塔尼娅[邦纳的祖母]会说,体面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遭到整肃的人有时会说,他再也不会打妻子或酗酒了。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很像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时的情景:老师坐着数落你,你得站着,旁边的其他老师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赶紧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会重犯。当然,这都是我的错。”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点离开,好去参加其他孩子的课间游戏。而这些人更为紧张,其中一些人几乎失声痛哭。看到他们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肃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每晚对付三个人,有时只对付一个人。[63]
在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党领导关注和检举的日益减少。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明确拒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别。一名布尔什维克在1924年写道:“有同志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与私人生活有关,与社会毫不相干。但我们认为,那不正确。”[64]党员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会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响到党的利益,这就是“党内团结”的含义—个人与党的公共生活的彻底融合。
索尔茨在《政党伦理》一书中,把党设想成一个自我警戒的集体,每一名布尔什维克都在审议和批评其战友的私人动机和行为。他想象,这样身体力行的布尔什维克,方能借助党的眼睛来认识自我。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的效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领域的暗处。苏维埃制度要求忠诚,惩罚异议,于是这种虚伪变得日益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时期,对几乎每一个苏联人来说,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就苏联人口的大部分而言,这种双重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已是现实,特别是生活在公众视野中的党员家庭,还有因社会背景或信仰而易受迫害的家庭。人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扮演苏维埃忠诚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准则。
在这个社会中,谈话是危机四伏的,家中的闲聊如在家庭之外重复,可能招致逮捕和监禁。孩子们是危险的主要来源,他们天性爱说话,太年轻,又不懂偷听来的谈话中的政治含意,操场便成了举报人的温床。萨拉托夫一名中层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女儿回忆:“我们弄懂了祸从口出的道理,家里的事不会告诉任何外人。”
听和说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小孩子必须学会。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壁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的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凭本能学会了这些规矩。没人向我们解释这些话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不知何故,我们总能猜着。[65]
尼娜·雅科夫列娃在默默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氛围中长大。母亲来自科斯特罗马城的贵族家庭,在内战中躲避了布尔什维克;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1921年参与了在坦波夫州爆发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大起义,之后遭到监禁(他成功越狱,逃至列宁格勒,1926年再次被捕,被判处5年监禁,囚在苏兹达尔的特殊隔离监狱)。尼娜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她凭本能懂得,不能在学校谈及自己的父亲。她回忆:“母亲在政治方面有意缄默,宣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从这种沉默中,尼娜学会了闭嘴。“虽然没人定下说话规矩,但有一种感受,即家里的气氛明确提醒我们,要避而不谈父亲。”尼娜也学会了对直系亲属之外的人不予信任,她1926年写信给父亲说:“我不爱其他任何人,只爱妈妈、爸爸和柳芭姨妈。在我心里,只有家人,没有任何其他人。”[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