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这一转变出现的是一个愈益复杂的制度，即专门检查和控制党员的私生活。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坚信党的意识形态，重点放在何时投身于党的事业。只有那些在内战中与红军并肩作战的人，才被视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党员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简短的自述，或填写履历表，详细解说自己的社会背景、教育、职业，以及政治觉悟的演变。在本质上，这些文件是某种形式的公开招供，党员们以此来重申他们无愧于这个精英的称号。其关键是要显示，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全亏了革命和党的监护。[58]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悲惨事件，更力挺了党对党员私人生活的监督。1926年，有名女学生在学院宿舍里自杀，迫使她走上绝路的是她事实婚姻的丈夫的残忍。康斯坦丁·科连科夫并没被送上法庭，然而因为“对同志的自杀，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排斥。但地区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很像党的地区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过于苛刻，代之以“严厉批评和警告”。数星期后，科连科夫和他弟弟抢劫了矿业学院的收银办公室，刺死收银员，刺伤其妻子。专管党的伦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其资深委员索菲亚·斯米多维奇逮住这一案件，称之为一种“病”，主要症状在于对同志的道德和行为的漠不关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着我的关心。科连科夫将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锁起来，学生们只是袖手旁观—好，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她使用咒骂和侮辱的语言—也无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连科夫的房间响起枪声，楼下房间的学生甚至觉得没有检查一下的必要，认为这也是私事。
 
斯米多维奇认为，集体的任务就是以监督和干预的方式，在成员私生活中强制执行道德标准。她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共产党良心”。[59]
斯米多维奇设想的监督和举报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发明。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60]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员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61]如果认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为在威胁党的团结，党员也应予以举报。在工厂和兵营，党员候选人的名单张贴在党支部办公室门外，邀请大家写下对候选人的检举，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如酗酒或粗鲁），然后再到党员会议上讨论。尽管有些党领导人对此举的道德属性表示保留意见，汇报私人谈话愈益成为举报实践中的共同特点。苏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决定，一般不鼓励有关私人谈话的汇报，除非有“威胁党内团结”的嫌疑。[62]
在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应邀出席举报会议是一个关键。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定期召开清洗会议，党员和干部要答复群众书面和口头的批评。正如年轻的艾莱娜·邦纳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中所看到的，这些会议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
 
他们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时也会问到他们的小孩。原来有人殴打妻子，狂饮伏特加。巴塔尼娅[邦纳的祖母]会说，体面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遭到整肃的人有时会说，他再也不会打妻子或酗酒了。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很像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时的情景：老师坐着数落你，你得站着，旁边的其他老师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赶紧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会重犯。当然，这都是我的错。”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点离开，好去参加其他孩子的课间游戏。而这些人更为紧张，其中一些人几乎失声痛哭。看到他们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肃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每晚对付三个人，有时只对付一个人。[63]
 
在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党领导关注和检举的日益减少。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明确拒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别。一名布尔什维克在1924年写道：“有同志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与私人生活有关，与社会毫不相干。但我们认为，那不正确。”[64]党员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会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响到党的利益，这就是“党内团结”的含义—个人与党的公共生活的彻底融合。
索尔茨在《政党伦理》一书中，把党设想成一个自我警戒的集体，每一名布尔什维克都在审议和批评其战友的私人动机和行为。他想象，这样身体力行的布尔什维克，方能借助党的眼睛来认识自我。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的效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领域的暗处。苏维埃制度要求忠诚，惩罚异议，于是这种虚伪变得日益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时期，对几乎每一个苏联人来说，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就苏联人口的大部分而言，这种双重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已是现实，特别是生活在公众视野中的党员家庭，还有因社会背景或信仰而易受迫害的家庭。人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扮演苏维埃忠诚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准则。
在这个社会中，谈话是危机四伏的，家中的闲聊如在家庭之外重复，可能招致逮捕和监禁。孩子们是危险的主要来源，他们天性爱说话，太年轻，又不懂偷听来的谈话中的政治含意，操场便成了举报人的温床。萨拉托夫一名中层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女儿回忆：“我们弄懂了祸从口出的道理，家里的事不会告诉任何外人。”
 
听和说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小孩子必须学会。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壁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的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凭本能学会了这些规矩。没人向我们解释这些话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不知何故，我们总能猜着。[65]
 
尼娜·雅科夫列娃在默默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氛围中长大。母亲来自科斯特罗马城的贵族家庭，在内战中躲避了布尔什维克；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1921年参与了在坦波夫州爆发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大起义，之后遭到监禁（他成功越狱，逃至列宁格勒，1926年再次被捕，被判处5年监禁，囚在苏兹达尔的特殊隔离监狱）。尼娜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她凭本能懂得，不能在学校谈及自己的父亲。她回忆：“母亲在政治方面有意缄默，宣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从这种沉默中，尼娜学会了闭嘴。“虽然没人定下说话规矩，但有一种感受，即家里的气氛明确提醒我们，要避而不谈父亲。”尼娜也学会了对直系亲属之外的人不予信任，她1926年写信给父亲说：“我不爱其他任何人，只爱妈妈、爸爸和柳芭姨妈。在我心里，只有家人，没有任何其他人。”[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