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尼娅保守的道德观，植根于俄罗斯犹太资产阶级的世界。她勤劳、严格、富有爱心，全身心投入家庭。20世纪20年代，巴塔尼娅曾是列宁格勒海关办事处的“特殊人才”—“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员虽受到很多嘲笑，却很有必要—她在那里担任会计，赚的比艾莱娜父母的“党的最高限额”多。巴塔尼娅保存了节俭持家的老习惯，与艾莱娜父母带入家中的“苏维埃方式”老是发生摩擦。她读很多书，却“顽固地拒读当代文学”，并在原则上不看电影，显示了她对现代世界的不屑。她对新秩序看不上眼，以鄙视的口吻谈论党的领导人，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过分而责怪她的女儿。她真生气时，会用这句话开头：“让我提醒你，在你们那个革命之前……”苏维埃政府禁止东正教中最丰富多彩的忏悔节之后，惋惜旧习俗的巴塔尼娅对外孙女说：“嘿，这都是拜你们的妈妈、爸爸所赐。”毫不奇怪，艾莱娜困惑于家中价值观的冲突。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执。”
 
外祖母从金色儿童图书馆为我借来书籍，包括各种蠢事笑话。妈妈很不以为然，鼓起了嘴，但不敢对外祖母说什么。妈妈也带书籍回来，但决然不同，如写保尔·柯察金的，‡‡还是手稿，我也照读，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喜欢哪一种。
 
艾莱娜热爱的外祖母，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尊敬的人。但不奇怪，她仍认可父母和他们的世界：“我总认为爸妈的朋友是我的同类，而巴塔尼娅的却是陌路人。从本质上讲，我已经属于党。”[72]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在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大多数电影中担任摄影师。在他莫斯科的家中，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出生于敖德萨的希腊商人家庭，在斯莫尔尼学院接受教育，学到了俄罗斯贵族优雅的风度和习惯。她将这些习性带进戈洛夫尼亚家庭，以“俄罗斯维多利亚式”的严酷纪律，掌管一切家事。阿纳托利的妻子柳芭是一名异常漂亮的电影演员，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贫农家庭。利季娅瞧不起柳芭的“粗俗”举止，还认为她对昂贵衣服和家具的酷爱，恰恰体现了“苏维埃新资产阶级”（那些加官晋爵的工农）的物质占有欲。柳芭在一次疯狂购物后回家，与利季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利季娅告诉她，她代表了“革命的丑陋面”。利季娅自己仅有简朴的生活习惯，总穿同样的黑色长礼服，深口袋里只有粉盒和带柄眼镜。她在内战末期席卷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的大饥荒中幸存下来，尽管阿纳托利的收入应付家用绰绰有余，她仍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之中。这家人还包括柳芭的妹妹和柳芭的女儿奥克萨娜。利季娅用小笔记本，规划出每一餐需要的食物的确切数量。她有自己中意的商店，如精致的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叶利谢耶夫店，“她会在那里稍稍享受一下奢侈：喝一杯冰镇番茄汁”。回顾童年，奥克萨娜在1985年写道：
 
祖母非常谦虚，严守纪律，俨然是个道德家，更可说是个教育家。她总想去做“正确的事”。我记得，她喜欢这样告诉她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儿子：“如果你照我说的做，可能早已建成共产主义了。”她说起话来无所畏惧，从不隐瞒她的所思所为。她坚信，思想应大声说出来、讲清楚，不需要幌子、欺骗、恐惧。她常对我说：“不要交头接耳，这是一种无礼！”§§现在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给她孙女树立一个道德榜样—为我示范正确的举止。谢谢你，祖母！[73]
 
祖母又是宗教信仰主要的实践者和监护人。苏维埃儿童的洗礼几乎都是她们组织的，有时父母既不知情，也没同意。她们带孩子上教堂，把宗教习俗和信仰传承下去。苏维埃儿童的父母，纵然自己保有宗教信仰，也不太可能将之传给孩子，部分原因是恐惧，万一曝光，譬如说在学校，就有可能给家庭带来灾难。来自工人家庭的弗拉基米尔·福明，出生于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他回忆：“尽管有父母的强烈反对，祖母仍带我去洗礼，在一个乡村教堂里秘密举行。父母担心如果人家发现我受洗，他们将失去工厂的工作。”[74]
祖母的宗教信仰，会使孩子与苏维埃学校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叶夫根尼娅·叶万古洛娃，1918年出生于第比利斯富裕的工程师家庭，大部分童年都与祖父母在雷宾斯克度过。父亲帕维尔是苏维埃矿业理事会的总工程师，经常出差去西伯利亚；而母亲尼娜仍在莫斯科上学，无法承担幼儿的照料工作。祖母是商人的妻子，守旧且虔诚，对叶夫根尼娅的成长影响甚巨。她上学的第一天，祖母给了她一个小十字架，藏在上衣里面，结果被一伙男生发现，并遭到取笑。他们用手指着她大喊—“她信上帝！”给叶夫根尼娅带来极大的创伤。她变得内向，即使受邀加入少先队，她也拒绝了。在她那个年龄，这实在是罕见的抗议行动。后来，她也拒绝加入共青团。[75]
鲍里斯·加夫里洛夫出生于1921年，父亲是资深党员，担任列宁格勒郊区一家工厂的经理，母亲是一名教师。鲍里斯由外祖母—象牙富商的遗孀—带大，她的宗教信仰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