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保姆能对家庭生活施加深刻的影响。例如,党员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他们在列宁格勒家中的保姆玛莎来自农村,是一名虔诚的老信徒。¶¶她在雇主家中遵循自己的宗教仪式,只用自己的盘子和餐具,与他人分开进餐,每天早晚都在自己房间做祈祷,也让孩子们参与繁缛的信仰仪式。玛莎还扮演民间郎中的角色,如她在俄罗斯北部她的家乡所做的,调制草药来治疗孩子的各种疾病。她善良慈爱,赢得了尊重,并在苏维埃当局追查宗教积极分子时,获得了雇主的保护。她的存在导致了那一家的宽松氛围,这非常罕见。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家里有个老信徒,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其他党员家庭所流行的激进无神论,在我家却不见踪迹。虽然我们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从小学会了包容所有的宗教和信仰。”[82]
伊娜·盖斯特是布尔什维克的孩子,却深受保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伊娜的父亲阿隆·盖斯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母亲拉希尔·卡普兰也是经济学家,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伊娜的父母均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来自法定犹太区。那是沙皇时代犹太人被迫居住的地方,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角。夫妇俩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镇相遇,他们内战时期入党,1920年搬入莫斯科共用公寓。阿隆在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拉希尔在纺织工会工作。像许多苏维埃犹太人一样,盖斯特夫妇把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认为它将结束苏联所有的落后、不平等和剥削。他们第一个孩子伊娜出生于1925年,两个月后雇了保姆娜塔莎,让她搬入他们的新家同住。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来自莫斯科以南梁赞省的农民家庭。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征用毁了她家的小农庄。1921年大饥荒时,娜塔莎逃入首都,但在盖斯特家很少谈及家人。即使只有八九岁,伊娜已经知道,保姆生长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大不相同。伊娜注意到娜塔莎在教堂祈祷,听到她躲在自己房间哭泣,看到她梁赞亲戚的贫困—也逃来首都,因是非法入境者,只能待在拥挤的营房—伊娜曾陪她去探视。伊娜喜欢与娜塔莎的侄女一起玩,后者没鞋穿,伊娜便把自己的鞋带去相赠,等到父母询问失踪的鞋时,再谎称自己不小心丢了。伊娜还太年轻,不会在政治上起疑,但已与娜塔莎一家建立了默契的联盟。[83]
保姆老家的农民世界基本上还保存着家长制传统。1926年,农民占了苏维埃人口的80%—1.2亿人(总人口1.47亿),分布在苏联61.3万个村庄和偏远的定居点。[84]他们仍然依恋个体家庭在家庭农庄上劳作的生活。这成了苏俄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成了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
有些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中部,城市方式已渗入农村,有文化的农民子弟取代父亲,成为家庭农庄的带头人,或脱离庞大的大家族,自组小家庭。但在其他地区,家长制的农民传统仍占主导地位。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23年出生于农家,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幺,她的村庄奥布霍沃位于莫斯科东北800公里处。这一古老的定居点坐落在森林中间,全由木屋组成。村庄中间有池塘,还有建于18世纪的大教堂。戈洛温一族在奥布霍沃村繁衍良久(1929年,村里59户居民中有20户是姓戈洛温的)。[85]1882年,安东尼娜的父亲尼古拉出生于该村,除了当兵3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一生都在村里度过。像许多其他村庄一样,奥布霍沃村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家人和亲属的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认为自己属于单一的大“家庭”,教育自己子女以亲属名义称呼其他成年人(姨妈、叔叔等)。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他们划分成对立的社会阶层—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却以失败告终。内战期间,他们在苏俄大部分地区都有相似的遭遇。
尼古拉来自村里的最大家族,勤劳、冷静、成功,在奥布霍沃村备受尊敬。一位村民回忆:“他很安静—不喜饶舌混日子—工作踏实、办事得力,农民都看重这一点。”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回来,成为奥布霍沃村农民公社的领导人。农民公社是一个古老机构,由农民中的领头者组成,建于农奴制时期,掌管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861年的“农奴解放宣言”发布后,其自治权力大大加强,从地主手里接管了大部分行政、警察、司法的职能,成为农村行政的基本单位。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公社控制的农地由社区共同拥有,由农民分户耕种。由于是长条耕种的开放制度(长条耕地之间没有分界),农民公社必须规定种植和放牧的分配,并定期按家庭人口重新划分耕地—这一平等原则有助于确保耕者有其地,帮助农民公社缴纳国税。到1917年,农民公社成为农民革命的核心。农村旧秩序崩溃之后,大多数原头面人物(士绅和神职人员)纷纷逃离,俄罗斯农民接管了所有土地—并不等待中央政府或城镇革命党的指示—再通过农民公社和1917年成立的自治村委会(苏维埃),自行分配到户。[86]
革命前,尼古拉向村里的神父租地。像俄罗斯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也靠租来的耕地养活家人。在俄罗斯,人口过剩和低效农业导致了耕地的短缺。1917年,农民公社没收教属土地,再加上共用土地,一并分给农民。尼古拉根据家里有多少“吃饭的人”(即家庭大小),分得4公顷的耕地和牧场。他现在的土地几乎是他1917年以前耕种的两倍,而且还不是租来的。但在奥布霍沃村,或俄罗斯北部的任何地区,4公顷还是不够生活。这里的土壤贫瘠,又因森林而分散,为了确保每一个村民得到平等份额,又被分割成狭长的一条条,宽不到几英尺,根本不适合现代耕犁。戈洛温的耕地由80条狭长地组成,分布在18个不同的地点—这在沃洛格达地区并非罕见。为了补充收入,农民又涉足贸易和手工业—它们在北部农村经济中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与农业不分轩轾,在新经济政策下,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政府鼓励乡村贸易,更通过合作社予以资助。尼古拉在他农庄的后院办起了皮革工场。安东尼娜回忆: